爸爸火化後第十二天，我在他那間已經清空、拔掉插頭的冰箱裡，發現了一盒切好、去籽的芭樂。

透明盒蓋貼著超商的白色標籤，日期是前一天。

我站在廚房裡盯著那盒芭樂，背後一陣發涼。

因為爸爸已經死了。

房子也上了鎖。

除了我和住在高雄的弟弟，應該沒有人能進來。

我叫蔡淑蓉，五十四歲，在基隆一家報關行做會計。

爸爸八十歲，退休前在港邊開堆高機，一個人住在七堵的老公寓。

媽媽過世得早，爸爸沒有再娶。

我和弟弟小時候，都是他一個人拉拔大的。

爸爸不會說好聽話，關心人的方式也很奇怪。

冬天怕我冷，他不會問我外套夠不夠厚，只會突然把一件醜得要命的羽絨背心丟到桌上，說是工會送的，沒人要穿。

我加班到很晚，他也不會叫我早點回家，只會打電話問：

「報關行附近那間鹹粥還有開嗎？」

我若說有，他就回一句：

「那妳順便吃一吃，免得胃又痛。」

他總是這樣，明明在關心，嘴巴卻像隔著一層鐵皮。

我們最後幾年不算親。

不是因為爸爸對我不好。

而是他永遠把弟弟擺在我前面。

我二十九歲準備買房時，手上的頭期款還差一點，曾經問爸爸能不能借我二十萬元。

他連想都沒想便說：

「我哪有那麼多錢？自己能力到哪裡就買到哪裡，不要硬撐。」

隔年，弟弟說要和朋友在基隆廟口附近開海產店，爸爸卻直接拿出六十萬元。

我知道後，氣得回家質問他：

「你不是說沒有錢嗎？」

爸爸坐在沙發上看新聞，連頭都沒抬。

「妳有工作，也會存錢，少二十萬不會怎樣。」

「阿雄要做生意，起步比較難。」

又是這句話。

因為我比較能幹，所以不需要幫忙。

因為弟弟比較不穩定，大家就應該替他收拾。

那間海產店撐不到兩年就倒了。

弟弟欠了一些錢，搬去高雄做水產批發，從此很少回基隆。

他總說工作忙、車程遠。

逢年過節打一通電話，就算盡了孝道。

陪爸爸看醫生的人是我。

替他領慢性病藥、叫瓦斯、繳管理費的人也是我。

他膝蓋不好，家裡的燈泡壞了，半夜胸口不舒服，第一個找的還是我。

我嘴上沒有抱怨。

每次弟弟打電話來問：「爸最近好嗎？」我也只說還好。

可心裡那筆賬，我一直記著。

我記得那二十萬元。

記得爸爸拿六十萬元給弟弟時，連問都沒問過我的感受。

也記得弟弟搬走後，所有責任又理所當然地回到我身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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