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生火化後第三天，我在他的計程車後車廂裡，找到一雙粉紅色幼兒雨鞋。
鞋子很小，大概只有六歲孩子的尺寸。
鞋底用黑色簽字筆，歪歪斜斜寫著兩個字：
「爸爸。」
我蹲在基隆安樂區的地下停車場，手裡抓著那雙鞋，全身抖得厲害。
先生文雄已經五十七歲。
我們結婚三十一年，唯一的女兒也早在二十多年前過世。
那麼，這雙鞋的主人是誰？
她口中的爸爸，又是誰？
我叫黃淑貞，五十四歲，在基隆仁愛市場賣南北貨。
每天清晨五點多，我就得去市場拉鐵門，把香菇、蝦米、幹貝和乾貨一袋袋搬出來。文雄比我早半小時出門，開著那輛黃色計程車，在基隆和臺北之間跑。
他開車二十多年。
話不多，脾氣也不算壞。
年輕時，他下班回家會替我帶一碗廟口的泡泡冰；我懷孕時半夜想吃酸梅，他騎車繞了好幾條街才買到。
可我們的女兒小晴過世後，一切都慢慢變了。
小晴九歲那年，被診斷出血癌。
她在醫院住了兩年。
抽血、化療、感染、住進隔離病房，每一次檢查，我和文雄都告訴她，只要乖乖治療，很快就能回家。
她最怕下雨。
不是因為打雷，而是醫院走廊一到下雨就特別冷。
文雄替她買了一件黃色雨衣。
每次回診，小晴都穿著那件雨衣，坐在計程車後座唱歌。
她會從椅背中間伸出手，拍文雄的肩膀。
「爸爸，你開慢一點，我還沒唱完。」
最後一次住院，她瘦得連雨衣都撐不起來。
離開前一天，她還問我：
「媽媽，回家以後可以吃妳煮的麵嗎？」
我說可以。
可是她沒有再回家。
小晴走後，我把她的衣服、玩具和課本全整理出來，送給需要的人。
我一件都不敢留。
只要看見那些東西，我就會覺得她還在房間裡，下一秒就會跑出來叫我。
文雄卻偷偷留下那件黃色雨衣。
他洗乾淨、晾乾，摺得整整齊齊，放在衣櫃最上層。
我發現後問他：
「留這個做什麼？」
他背對著我，只回了一句：
「又不佔位置。」
從那以後，我們很少再提小晴。
不是不想。
是誰先提起，誰就會先崩潰。
我們開始用沉默保護彼此。
我在市場忙到晚上，回家只問他吃過沒有。
他每天早上五點出門，晚上十點才回來，洗完澡便坐在客廳看新聞。
有時我半夜醒來，會看見他一個人站在衣櫃前，手放在那件黃色雨衣上。
可我總是假裝沒有看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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