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個習慣早睡的人，但過去半年，我的生活被徹底顛覆。每天深夜十一點，樓上準時「開場」：震動的音樂、拖椅的尖嘯、年輕人的笑鬧踩踏聲，像一道無形的錘，一次次砸向我緊繃的神經。

我試過溝通。第一次敲門，開門的是個染銀髮的男生，眼神慵懶：「我們晚上才有精神啊，阿姨。」第二次，我寫了張便條貼在他們門上，字句懇切。第三次，我請大廈管理員幫忙勸說，他們當面點頭，夜裡依舊狂歡。

直到那個凌晨三點——頭頂傳來彷彿搬動傢俱的巨響，我連日失眠的疲憊瞬間崩潰。我盯著天花板，忽然想起手機裡有一段裝修時錄的電鑽聲。

「你們不讓我睡，那大家都別睡。」

我將手機貼近天花板，循環播放。尖銳的鑽擊聲在寂靜中格外刺耳。十分鐘後，樓上的噪音停了。

那一刻，我竟感到一絲苦澀的快意。

但勝利感只維持了兩天。他們變本加厲，甚至刻意在清晨「還擊」——用重低音音樂震醒剛入睡的我。這場「聲波戰爭」逐漸失控，連隔壁鄰居都悄悄問我：「你們還好嗎？」

我意識到，我成了自己曾經最厭惡的人。

**轉機，來自一次「非正式調停」。**  
大廈管理員陳伯看不下去了，他沒有指責任何一方，只是某天下午同時敲開我們兩家的門。「樓下阿姐白天要工作，樓上後生仔夜晚要活動，不如各退一步？」他拿著大廈公約，平靜地說：「按規定，晚上十一點後持續噪音，管理處有權錄影存證並報警。」

那兩個年輕人愣住了——他們不知道，原來「自由」真有邊界。我也愣住了——我從未想過，那本厚厚的住戶手冊裡，真有能保護我的條文。

我們達成一份尷尬的協議：他們在夜間鋪上地毯減少撞擊聲，十一點後戴耳機聽歌；我則撤銷「電鑽攻擊」，並在他們急需熬夜趕工時稍作包容。

陳伯笑說：「鄰里嘛，不是談判，是談心。」

如今，夜晚終于回歸寧靜。偶爾聽到樓上輕輕的腳步聲，我竟覺得安心——那代表他們還記得約定。這場戰爭沒有贏家，卻讓我學會：當理性溝通失效，與其拿起「武器」，不如尋找「槓桿」。在港澳台這樣的密集社會，那槓桿可能是公約、是管理員、是裡長，更是留一點餘地給彼此的人情。

現在我明白：對抗噪音最好的方式，從來不是製造更大噪音，而是找到讓雙方都能走下台階的那道門。而那扇門，往往就在我們身邊，只是憤怒時，我們總是忘記轉身去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