凌晨三點，我被一陣輕微的搖晃驚醒。

病房里只亮著一盞昏黃的壁燈。他側著身，手還搭在我的手臂上，眼睛在昏暗里亮得有些不尋常。

「怎麼了？疼嗎？」我下意識要去按呼叫鈴。

他搖搖頭，聲音很輕，卻很清晰：「我想喝營養快線。」

我怔了一下，隨即是無奈：「現在哪兒有賣的？而且，太涼了，對你胃不好，醫生說了……」

「我心里熱。」他打斷我，看著我，特別認真地說。

就這三個字，像一記悶錘，敲在我心口最軟的地方。我所有關于「科學」、「醫囑」、「為你好」的準備，剎那間碎得無聲無息。那不是發燒，不是體溫表能衡量的熱度。那是生命本身的余燼，在最后的軀殼里，不甘心地、噼啪作響地燃燒。像一盞油快耗干的燈，在徹底熄滅前，用盡所有殘存的燈油，想要「刺啦」一聲，再奮力亮那麼一下。

這時候，你跟他說什麼道理，不都是放屁麼？

我沒再說話，輕輕掀開陪護的毯子，起身。在儲物柜底層，還真找到一瓶不知道誰之前探望時留下的營養快線。我把它在溫水里浸了一會兒，擦干，遞給他。

他接過去，手有些顫，擰了兩下沒擰開。我接過來幫他擰開，再遞回去。他靠在搖起的病床上，就著吸管，小口小口地喝。房間里很靜，只有他吞咽時輕微的、費力的聲音。喝了大概半瓶，他停下來，長長地、長長地舒了一口氣，那氣息里有一種我許久未曾聽到過的、近乎饜足的松快。

他把瓶子遞還給我，說：「睡吧。」

我重新躺下，握著他微涼的手，盯著天花板上模糊的光影，毫無睡意。

凌晨四點，他又動了。

這次他沒搖我，只是自己慢慢地、很慢地試圖坐起來。我立刻起身扶住他。

「又想喝了？」我問。

他有點不好意思，像個做錯事又忍不住渴望的孩子，小聲說：「……忽然想吃雪糕。

就那種，老式的，綠豆的或者紅豆的。」

「好。」

我給他掖好被角，穿上外套，拿起手機和零錢，輕輕帶上門。

深夜的醫院走廊空曠寂靜，白熾燈明晃晃地照著，我的腳步聲孤單地回響。電梯下行，數字一格一格跳動。走出住院部大樓，夜風帶著涼意撲面而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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