飛機引擎的轟鳴聲，本應是旅途中最穩定的白噪音。但那天從香港飛往東京的航班上，這背景音被一個孩子持續不斷的哭嚎徹底撕裂。那哭聲尖銳、執拗，像一根不斷鑽進耳膜的針。我與兩位同事恰好坐在這家人後面三排，三個小時的航程，彷彿被拉長成無盡的煎熬。

孩子大概三四歲，哭得滿臉通紅，小小的身體在安全帶下掙扎。真正令人不安的，不是孩子的哭聲本身——哪個孩子沒有失控的時刻？——而是他父母的反應。他們就那樣坐著，面無表情，像兩尊雕塑。沒有安撫的輕拍，沒有低聲的哄勸，甚至沒有一句嚴厲的制止。他們只是任由那哭聲在密閉的機艙裡橫衝直撞，彷彿那聲音與他們無關，又彷彿這是一場默許的耐力測試，測試整個機艙的極限。

空氣中瀰漫著一種集體的尷尬與忍耐。

有人戴上降噪耳機，把音量調到最大；有人皺緊眉頭，頻頻回頭投去不滿的目光；更多的是像我們一樣，在座位上如坐針氈，用眼神交換著無奈。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社會困境：我們被一個人的行為侵擾，卻因著「公共場合的禮貌」、「不要多管閒事」的無形規則，集體選擇了沉默的忍受。我們成了噪音的被動接收器，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共犯——用我們的沉默，縱容了這種對公共空間的漠視。

就在我神經緊繃到極點時，旁邊的同事阿傑湊過來，壓低聲音卻帶著一絲惡作劇的笑意說：「你數123吖！」

我一頭霧水：「咩123？」
他不依不饒：「你數咗先啦！」
被疲憊和煩躁裹挾，我下意識地低聲念出：「1、2、3。」

話音剛落，阿傑深吸一口氣，突然發出一聲響亮無比、誇張至極的「嗚——！！！」。那不是孩子的尖銳哭喊，而是一種渾厚、綿長、充滿戲劇性的「成人式嚎啕」。音量足足蓋過了前排的孩子。他一聲接一聲，哭得「情真意切」，甚至還帶著些許顫音。

整個機艙瞬間陷入一片死寂。孩子的哭聲像被剪刀驟然剪斷，只剩下阿傑一個人突兀的「表演」。前排的孩子顯然被這突如其來的、更巨大的「同類」聲響嚇呆了，張著嘴，忘了哭泣。幾秒後，那對一直如如不動的父母，終于有了反應。他們幾乎同時猛地轉過頭來，臉上不再是漠然，而是寫滿了驚愕、尷尬，以及清晰的不悅。他們的目光像刀子一樣「睥」向我們。

阿傑迎著他們的目光，停止了「哭泣」，用一種平靜甚至有點無辜的語氣，清晰地說：「你個仔喊得，我唔喊得呀？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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