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老師，你還記得當年在全班面前，把我書包倒在地上的事嗎？」

替我太太主刀的醫師摘下口罩時，我盯著他的臉，雙腿忽然失去力氣，差點從醫院走廊的椅子上滑下來。

我叫林瑞祥，六十四歲，住在嘉義民雄。

退休以前，我在國小教了三十五年書。

我一直以為自己算是一個盡責的老師。

學生功課不好，我放學後免費替他們補習；家長忙著工作，我陪孩子等到天黑；班上有人沒帶便當，我也會把自己的飯分一半出去。

退休那天，不少學生回學校送花給我。

校長還在致詞時說，我把一生最好的歲月都留給了教育。

那時候，我坐在臺下，心裡真的覺得，自己這輩子沒有愧對過任何一個孩子。

直到去年，我才知道，有一個孩子替我的錯，背了整整三十一年。

那個孩子，叫陳俊賢。

他是我第一屆帶過的學生。

三十一年前，我三十三歲，剛接下六年級導師。

那時學校要辦畢業旅行，每個學生繳一百多元，全班三十二個人的費用加起來，一共有三千六百元。

那筆錢對現在的人來說或許不多，可在當時，已經是普通家庭半個多月的生活費。

班上的孩子把錢裝進信封，由班長收齊，再放進講桌抽屜。

午休前，我還親眼看見信封躺在裡面。

可是下午準備送去總務處時，信封不見了。

我把教室門關起來，問全班有沒有看見。

孩子們你看我、我看你，誰也不敢說話。

過了一會兒，有個學生小聲說：

「老師，中午大家去合作社的時候，好像只有俊賢還留在教室。」

所有人的目光，立刻落到最後一排。

俊賢低著頭，雙手緊緊抓著褲管。

他的家境是全班最差的。

爸爸在工地摔傷後無法工作，媽媽白天替人洗碗，晚上到市場收攤，家裡還有兩個年幼的弟妹。

那陣子，他常常繳不出營養午餐費。

有時候同學吃飯，他只坐在位置上喝水；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吃，他就說自己早上吃太飽。

我知道他窮。

也正因為如此，當有人說看見他最後一個離開教室時，我心裡很快就有了答案。

我把他叫到講臺前。

「俊賢，錢拿出來。」

他猛地抬頭，眼睛一下就紅了。

「老師，我沒有拿。」

我壓低聲音告訴他：

「你現在拿出來，老師可以不報警，也不告訴你媽媽。」

他不停搖頭。

「真的不是我。」

那時我只覺得，他不是無辜，而是嘴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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